{"meta":{"id":"https:\/\/api.iclient.ifeng.com\/ipadtestdoc?aid=ucms_7yiHF8dcAIO","type":"doc","o":"1","documentId":"ucms_7yiHF8dcAIO"},"body":{"newStatus":"1","documentId":"ucms_7yiHF8dcAIO","staticId":"ucms_7yiHF8dcAIO","title":"梁涛丨《论语》在汉代的地位及流传(二)——武帝之后 《论语》的编纂","shareTitle":"梁涛丨《论语》在汉代的地位及流传(二)——武帝之后 《论语》的编纂","thumbnail":"http:\/\/d.ifengimg.com\/w150_h106_q100\/x0.ifengimg.com\/ucms\/2020_32\/B806E657AD32CE441298B53A5258A8A69378F69C_w640_h359.jpg","source":"新四书","author":"","editorcode":"weMedia","editTime":"2020-08-06 08:58:02","updateTime":"2020\/08\/06 08:58:02","wapurl":"http:\/\/\/\/feng.ifeng.com\/c\/7yiHF8dcAIO","introduction":"","wwwurl":"http:\/\/\/\/feng.ifeng.com\/c\/7yiHF8dcAIO","commentsUrl":"ucms_7yiHF8dcAIO","commentCount":0,"text":"
在上期内容中,梁涛老师为我们梳理了从孔子开始,儒学实分有两途: 一为六艺之学,一为社会人生之学。 汉初随着其双重结构的发展变化,出现经学之儒与子学之儒的分流。 同时,《论语》重新受到重视,并在文帝时一度设立博士。<\/p>
今天的内容中,梁涛老师将继续为我们讲述汉武帝时,由于董仲舒提出“独尊儒术”,《论语》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,得到了广泛传授,以至出现了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古》三论及其融合。<\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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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》在汉代的地位及流传<\/p>
《论语》在汉代的地位及流传<\/p>
三<\/p>
武帝“独尊儒术”后的特殊地位<\/p>
武 帝时儒学的地位大幅度提升,并取代黄老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。不过,这时儒学的重心已转向五经,而诸子则降为五经的传记,儒学形态发生重大变化。 武帝即位之初,即对汉初的文化政策进行调整,接受丞相卫绾之言,黜所举贤良中“治申、商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”者,使治法、术及纵横家之言者失去进入仕途的资格。五年,置五经博士,汉初已在民间开始的五经传授得立于学宫,得到官方的认可。六年,窦太后崩,黄老失去强有力的支持,丞相田蚡“绌黄老、刑名、百家之言,延文学儒者数百人”(《儒林列传》),黄老、刑名等诸子百家进一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,董仲舒进天人三策,称“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,孔子之术者,皆绝其道,勿使并进。邪辟之说灭息,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,民知所从矣”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。 对于董仲舒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,①从当时情况看,“罢黜百家”或“皆绝其道”当如“绌黄老、刑名”一样,都是指使百家之学退出政治的主流,不再成为士人进身的阶梯;具体到学官制度上,便是罢黜汉初为诸子所设立的博士,只保留儒家的设置。 由于这一对策提出于武帝“卓然表彰六经”及儒学形态发生转变之时,便不难理解,董氏之所以在“孔子之术”前特别强调“六艺之科”,乃表明自己所说的“孔子之术”主要指六艺或六经而言。这里的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乃是一种同一关系,并非在“六艺之科”之外另有一个“孔子之术”,或“孔子之术”之外另有一个“六艺之科”,这与董氏“孔子立新王之道” (《春秋繁露·玉杯》)的主张也是一致的。由此可见, 董仲舒“独尊儒术”在经学思想史上还具有一重要意义,即突出、强调了六经在儒学中的地位,促使儒学由子学向经学的转化。而随着这一转化,以前曾被列于学官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及其他诸子博士可能不久即被罢黜,由此开启了经学一统的时代。<\/p>
不过,董仲舒虽然推崇六经,但对《论语》的地位也有所肯定,在其《天人三策》及所著《春秋繁露》中,常常引用《论语》的言论阐发、申明六经的大义,表明在他看来,《论语》实具有辅助理解六经的作用。汉匡衡也说:“ 臣闻六经者,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,著善恶之归,明吉凶之分,通人道之正,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。故审六艺之指,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,草木昆虫可得而育,此永永不易之道也。及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,圣人言行之要,宜究其意 。”(《汉书·匡衡传》)六经是圣人孔子表达天地、善恶、吉凶的最高真理,而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则是孔子平时“言行之要”,同样起着了解六经最高真理的作用,要“宜究其意”。所以, 汉代学者往往先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,然后兼通一经或数经,将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看作通达五经的阶梯。 如韦玄成“少时好读书,明于《诗》﹑《论语》”(《史记·张丞相列传》)。汉宣帝刘询“年十八,师受《诗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,操行节俭,慈仁爱人。”(《汉书·宣帝纪》)广川王刘去“师受《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皆通,好文辞、方技、博弈、倡优”(《景十三王传》)。“皇太子年十二,通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”(《疏广传》)王尊“事师郡文学官,治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, 略通大义”(《王尊传》)。萧望之“从夏侯胜问《论语》、《礼服》。京师诸儒称述焉”(《萧望之传》)。“时,上方乡学,郑宽中、张禹朝夕入说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于金华殿中。”(《叙传》)王国维说:“汉人受书次第,首小学,次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,次一经。”“汉时但有受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小学而不受一经者,无受一经而不先受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者。” 故当时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者,往往也兼治五经。 此点王国维已有考证,其《汉魏博士考》一文云:“《汉官仪》所载博士举状,于五经外必兼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故汉人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者皆他经大师,无以此二书专门名家者,如传《齐论》者有王吉父子、宋畸、贡禹、五鹿充宗、胶东庸生,中惟宋畸无考,王吉则传《韩诗》,王骏及五鹿充宗传梁邱《易》,贡禹传《公羊春秋》,庸生传古文《尚书》;传《鲁论》者有龚奋、夏侯胜、韦贤、鲁扶卿、萧望之、张禹、朱云,奋与扶卿无考,夏侯胜则传《尚书》,韦贤传《鲁诗》,萧望之传《齐诗》,张禹传施氏《易》,朱云传孟氏《易》。”②<\/p>
正是由于这个缘故,在汉代以经学为核心的儒学体系中,《论语》等诸子著作往往被看作是六经的传记,具有辅翼六经的作用,这从《论语》常常被称作《传》、《记》、《语》中可以反映出来。 《史记·封禅书》:“《传》曰:‘三年不为礼,礼必废;三年不为乐,乐必坏。’”(见《阳货》)《法言·至孝》:“吾闻诸《传》:‘老则戒之在得。’”(见《季氏》)《后汉书·赵咨传》:“《记》曰:‘丧,与其易也,宁戚。’”(见《八佾》)《后汉书·邳彤传》:“《语》曰:‘一言可以兴邦。’”(见《子路》)《传》、《记》、《语》是西汉儒家学者解经的著作形式,它们被用来称呼《论语》,颇能说明《论语》在当时的地位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它诸子著作中,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引“传曰:‘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,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,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。’‘天有常度,地有常形,君子有常形,君子道其常,小人计其功。’”东方朔所引述“传”的文字,见于《荀子·天论》和《荣辱》。刘向《孙卿书录》说,《荀子》“其书比于记传,可以为法”,这是明确地将《荀子》纳入传、记的范围。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:“(河间)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,《周官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之属,皆经、传、说、记,七十子之徒所论。”这里《周官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》属于经,而《礼记》、《孟子》等则显然属于传、说、记。此外,赵岐称文帝时设立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博士为传记博士,也说明《孟子》等诸子著作确实被当作六经的传记看待,只不过所谓传记博士可能是后起的概念,文帝设立时未必已有这样的称呼。王葆玹说:“西汉人用‘传’字来指称先秦诸子,是由于武昭宣元时期诸子书都被看作是五经的辅翼,归入了经传说记的系统。”③ 所以在汉人的心目中,儒学同样包含了六艺之学和社会人生之学的双重结构,只不过较之先秦时期,二者地位发生变化,前者升为经,后者则降为经的传记,出现经学之儒与子学之儒的分流而已。 以后刘向父子编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,班固编《汉书·艺文志》,均延续了这一观念,故于《诸子略》之上特设《六艺略》,记叙六经的传授,而在《诸子略》中又有儒家类,列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等诸子著作,反映了汉人对儒学的一般理解。有学者可能会认为,将儒学分为经学和子学,可能是相对于先秦和汉代两个不同时期而言,汉代以后重六艺,故这一时期只有经学而无子学。其实,《汉书·艺文志》儒家类记录的汉代著作就有《陆贾》二十三篇、《贾谊》五十八篇、《董仲舒》百二十三篇、《儒家言》十八篇等多种,这即是汉儒的子学著作,与先秦诸子一样,它们也具有辅佐六经的作用。王充《论衡·超奇篇》说:“孔子之《春秋》,素王之业也;诸子之传(音 zhu ã n )书,素相之事也。”而《定贤篇》又说:“孔子不王,素王之世,在于《春秋》。然则桓君山(桓谭)素丞相之迹,存于《新论》者也。”桓谭所著的《新论》同样可归于解释六经的“传书”。<\/p>
这样 在汉代经学、子学的分类中,《论语》一书的地位便显得尤为突出。从身份上看,孔子为“诸子之中最卓者也”(《论衡·本性篇》),故记述孔子言行的《论语》应是一部子书,可归于六经传记之类。但《论语》的地位显然又高于一般诸子,所以当时有“传莫大于《论语》”(《汉书·扬雄传》)的说法,认为《论语》是诸子传记中“最大”者。故在汉代的几种目录书中,均将《论语》附于《六艺略》之后,而不列于《诸子略》,这种分类若用当时的语言说,便是《论语》对六经的辅佐要高于一般诸子传记,具有六经“通论”的地位。 学术界有一种看法,认为先秦、两汉多数涉及“子曰”的文献也可看作《论语》,称为《论语》类文献。这显然与事实不符,在学理上也实难成立。根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,汉代的《论语》类文献主要有《论语》、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孔子三朝》、《孔子徒人图法》等,其中,《孔子家语》为孔子后人记录孔子的言论,其地位仅次于弟子所记的《论语》,故附于《论语》之后。《孔子三朝》为对鲁哀公语,“三朝见公,故曰三朝”(颜师古注)。沈钦韩《汉书疏证》说:“今《大戴礼》有《千乘》、《四代》、《虞戴德》、《诰志》、《小辨》、《周兵》、《少闲》七篇。刘向《别录》曰:‘孔子三见哀公,作《三朝记》七篇。’今在《大戴记》是也。”孔子晚年于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,与鲁哀公多有问答,由于其此时影响较大,思想也较为成熟,故他的这一部分言论便显得较为重要,并曾被收于《大戴礼记》之中。《孔子徒人图法》,沈钦韩说:“《史记·仲尼弟子传赞》云: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。《文翁石室图》,七十二弟子旧有图法,皆出壁中者矣。”可见是出于孔壁中记录孔门弟子籍贯、活动的图谱。其余便是各种解释《论语》的《说》以及石渠《奏议》等,这便是 汉代学者所理解的《论语》类文献。它显然是有具体所指,而并非可以无限夸大。 如子思的《缁衣》、《表记》等,均以“子曰”的形式出现,但它在《艺文志》中属于儒家类的《子思子》,而不是属于《论语》。又如《艺文志》儒家类有《儒家者言》十八篇,注:“不知作者。”这部不知作者而可肯定是“儒家者言”的著作,自然会有不少称引孔子的言论,但它同样不属于《论语》。以上看法之所以有误,主要是忽视了在汉代儒学的体系结构中, 《论语》或《论语》类文献实具有特殊含义,它是一个专用名词而不是一种泛称,并非所有称引“子曰”的著作都可以称为《论语》或《论语》类文献。<\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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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<\/p>
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古》三论及其融合<\/p>
由于《论语》的特殊地位,武帝以后继续受到人们的重视,而且其传授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。 ④景帝末,鲁恭王坏孔子宅,得《论语》二十一篇,皆古字,此即所谓的古文《论语》。《古论》发现后,孔安国曾经“为之训解”,但流传的范围有限(见何晏《论语集解叙》),至昭帝、宣帝时,“尚称书难晓”,“后更隶写以传诵”(《论衡·正说》)。《古论》之外,还有《鲁论》和《齐论》,刘向说“鲁人所学谓之《鲁论》,齐人所学谓之《齐论》”(皇侃《论语疏叙》引《别录》),说明当是分别流传于鲁、齐一带的本子。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何时出现,史无明确记载,⑤但其传授则在武帝以后。据《艺文志》,汉代传《齐论》的有昌邑中尉王吉、少府宋畸、御史大夫贡禹、尚书令五鹿充宗和胶东庸生,而只有王吉“名家”。传《鲁论》的有常山都尉龚奋、长信少府夏侯胜、丞相韦贤、鲁扶卿、前将军萧望之和安昌侯张禹,“皆名家”,因张禹之说出现最晚而流行于世。可见,王吉、张禹乃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传授中的关键人物。而王吉昭帝时 举贤良为昌邑中尉 ,“ 以 《 诗 》 、 《 论语 》 教授,好梁丘贺说易 ” , 并授其子骏(《汉书· 王 吉 传 》)。《艺文志·论语》类有“《齐说》二十九篇”,可能即是其作品;张禹元帝时为太子太傅,奉诏“ 授太子论语 ”,其编定《张侯论》也当在此时(《 汉书 ·张禹 传 》)。除王、张之外,其余之人也大都活动于昭、宣乃至元、成之时。巧合的是,定县竹简《论语》的入葬时间也是在宣帝时(五凤三年),那么,其主人研读《论语》也当在武帝以后。这一时期之所以掀起一股“《论语》热”,一定程度上显然是与《论语》在汉代儒学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的。<\/p>
武帝以后,《论语》传授的另一个特点是《古论》、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的融合。从版本上看,《古论》、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存在着一些差别,如《鲁论》二十篇,《古论》二十一篇,《齐论》则二十二篇,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,这种差别只是形式上的,其整体仍存在着一致性,如《古论》虽较《鲁论》多出一篇,有两个《子张》,但据何晏、如淳所说,这不过是由于《古论》将《尧曰》篇自“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”以下又分为一篇,而《鲁论》则将其看作一篇,这显然只是章节的分合问题,而与内容关系不大。稍显特殊的是《齐论》,多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两篇,但这两篇之外,其余内容仍是基本相同的。此外,据桓谭《新论》说:“《古论语》与《齐》、《鲁》文异六百四十余字。”但这在古籍的抄写中也属于正常现象,如定县竹简《论语》与今本“文异”之处就十分之多,“其中有的是抄写者脱漏、抄错或随意简写的字,有的则是按底本上写的字”。⑥至于底本上的不同,如《述而》“……以学,亦可以无大过矣”,同于《鲁论》而别于《古论》,只是个别情况,更多的则是假借和错讹。这些情况都说明, 《论语》一书应形成较早,并有了稳定的形态,在以后的传抄中虽然会形成不同的传本,但由于有共同的源头,所以并不影响其整体的一致性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,《论语》虽然有今、古文之分,齐、鲁学对峙,但并不是互为壁垒,而是相互融合、参考、借鉴。 如王吉传《齐论》,但其子王骏所传则为《鲁论》,《艺文志》有《鲁王骏说》二十篇,即是其作品;孔安国传《古论》于鲁人扶卿(《论衡·正说》),而据《艺文志》,扶卿又传《鲁论》;至于张禹也先后受学于传《齐论》的王吉和胶东庸生,“ 采获所安 ”,然后才有《张侯论》问世。 正是在这一融合的局面下,“郑玄就《鲁论》篇章考之齐、古为之注”,⑦这才有后世不朽之经典《论语》的定本出现。<\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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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<\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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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如孙景坛认为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并没有得到真正实行,见《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子虚乌有》,载《南京社会科学》,1993年第6 期;《新华文摘》 1994 年 第3 期转摘 。刘桂生认为汉代始终不曾在社会上禁止百家,班固“罢黜百家,表彰六经”特指不能通过修习百家之术做官。见《近代学人对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误解及成因》,《北大史学》第二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; 又见 《刘桂生学术文化随笔》 , 北京青年出版社 2000 年版。 王葆玹则认为“所谓‘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’,具体说来就是将博士七十余人的建置加以削减,将其中传习诸子书的博士罢黜”。并认为“这种削减或罢黜,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发生于汉武帝时期,而是发生于汉成帝时期”。见《中国学术从百家争鸣时期向独尊儒术时期的转变》,《哲学研究》1990年第1期;又见氏著《今古文经学新论》第四章《汉承秦制与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问题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。另,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乃是司马光对《汉书》有关记载的概括,《汉书·武帝纪》称“ 卓然罢黜百家,表章六经 ”;《董仲舒传》称“ 推明孔氏,抑黜百家 。…… 皆自仲舒发之 ”。这里的“发之”当指“发挥”之,而非“发明”之。<\/p>
2、 《观堂集林》卷四。<\/p>
3、 见上引氏著第 66 页。<\/p>
4、 鲁恭王坏孔子宅时间史籍记载有异,《艺文志》说是“武帝末”,《论衡·案书篇》说“孝武皇帝时”,而《正说篇》却说是“至孝景帝时”。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说:“《鲁恭王传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,好治宫室,二十八年薨,不得至武帝末。《论衡》以为孝景时,是也。”郭沂对此也有考证,参见上引氏著第340 ~341页。<\/p>
5、 郭沂考订《鲁论》、《齐论》是在宣帝时才出现的,并认为《鲁论》为《古论》的今文本。其观点颇值得重视。见上引氏著第339 ~ 347页。<\/p>
6、 《定州汉墓竹简〈论语〉》,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,第2页。<\/p>
7、何晏《论语集解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是“以《张侯论》为本”。<\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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